如何尋回獨生子女時代喪失的”教育常識“？

文 / gauchewood 

去年國慶問起一個北京朋友的節(jié)日安排，他嘆氣說都在陪著兒子上備考中學的補習班，得一起聽課呢。幸好他是華為出來的理工男，數(shù)學不錯，還能聽得懂。 可憐他經(jīng)常要工作到深更半夜，節(jié)假日還得這樣跟著學習。

我日常接觸的城市家庭，基本上時間和錢都花在孩子的各種擇 校和補習上。但是既然現(xiàn)在連清北畢業(yè)的孩子也大概率上不了清北，那么面對這么低的投資效率，為什么家長不好好掙錢留給孩子就好，讓TA能放飛自我做一些喜歡的事情呢？

中國父母這種對學業(yè)的過度重視，固然有傳統(tǒng)的因素，有時代帶來的焦慮，但我最近隨著自家老二的成長，越來越覺得，這有可能是因為過去40年里，我們經(jīng)歷了一個人類史上（或者說是動物史上）空前絕后的獨生子女時代，不知不覺中，把一些本應是“常識”的東西都丟掉了。

這種常識就是：孩子身上的許多才能或特質，其實都是“天生自帶”的，父母的苦心培養(yǎng)其實起不到什么影響，可不能“貪天之功”。

長期的獨生子女社會，

讓家長忘了這些“常識”

我家女兒現(xiàn)在13歲，兒子Ryan4歲。自從老二出生后，我可以說是每天都在驚奇兩個孩子天性的各不相同。

比如說，女兒也不是很有運動天賦，但是學各種運動都很主動，而且從幼年的輪滑，到后來的游泳網(wǎng)球，練一陣子就學會了。所以我就覺得，她的這些才能肯定是我們父母教會的吧。

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小兒子Ryan雖然身體也很健康，但是讓他學習各種運動都需要專門鼓勵、費一番功夫訓練才行，就連跑步，也是經(jīng)過教練訓練才變得輕快起來的。所以有一天就感概：姐姐看到運動就愿意學習而且能堅持學好，其實是她自帶的才能啊。

另一方面，Ryan從小就熱衷學習各種知識，3歲時就自己偷偷通過地圖認識了大多數(shù)國家的漢字，還頗為通曉世界地圖。雖然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教育姐姐的，她卻是到了進小學才開始認字。所以說，Ryan的這種特質肯定也不是我培養(yǎng)出來的，而是他天生自帶的。

▲3歲時迷戀地圖的小Ryan

這個本來是人類社會的常識。8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們，多半是幾個兄弟姐妹擠在一個房間長大，但是性格和發(fā)展都差異頗大，所以都可以切實體認到這一點。但是長期的獨生子女社會，卻慢慢地磨損了這種常識感，悄悄放大了家長對自己教育掌控能力和效果的信心。

獨生子女的家長本來就沒有經(jīng)驗，每天面對一個孩子，只有單樣本可供觀察，沒有對比實驗的可能性，所以很容易認為，孩子的每個進步都是家長努力的成果。而孩子的每個暫時不足之處，其實本來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自動Grown out of it，也歸結到家長一定得做些什么才行。

這種信念帶來的后果，就是父母們都變得如坐針氈，因為TA的每個教養(yǎng)不善，可能就會影響孩子的一生。加上可怕的“敏感期”概念，孩子的每天好像都有非常巨大的機會成本，如果3歲錯過了這個敏感期、4歲錯過了那個敏感期，那么不就耽誤了孩子潛在的數(shù)學家、語言學家或者是音樂家的前程了嗎？

然而，家長教養(yǎng)的作用，真的有他們認為的那么大嗎？

邏輯上說，如果某種教養(yǎng)方式對所有孩子的影響都是一致的，那么它就會以某種共享環(huán)境的作用方式表現(xiàn)出來。這樣的自然推論就是，養(yǎng)子女之間就會具有相似性，一起撫養(yǎng)的親生兄弟姐妹，會比分開撫養(yǎng)的親生兄弟姐妹更相似。但是事實是否如此呢？

科學家為了測試天生基因和后天養(yǎng)育對于孩子成長的各自影響比例，做了一系列對比測試。結果是：

分開撫養(yǎng)的同卵雙生子是高度相似的；

在一起撫養(yǎng)的同卵雙生子比在一起撫養(yǎng)的異卵雙生子更為相似；

有血緣關系的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似性要遠遠超出沒有血緣關系的兄弟姐妹。

一般的結論是，在智力、個性以及其他有關方面的變異中，大約有一半的變異都是可遺傳的，即這些都是與基因相關聯(lián)的，或者屬于基因的間接產(chǎn)物。所以，基因的作用約占40%～50%，共享環(huán)境約占0%～10%，獨特環(huán)境約占50%。
 

舉個名人的例子。坊間關于斯蒂夫·喬布斯的成長故事，經(jīng)常會提到他的養(yǎng)父保羅·喬布斯對他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到底有多大？我們可以用上面的比較來看一下《喬布斯傳》里的相關內(nèi)容：

▲左：喬布斯的妹妹莫娜，右：喬布斯

斯蒂夫有兩個妹妹，一個是保羅·喬布斯收養(yǎng)的比他小3歲的帕蒂，在各方都很普通，喬布斯和她的關系頗為疏遠，兩人也沒什么共同之處。

而成年后，斯蒂夫第一次見到了他素未謀面的親生妹妹莫娜，倆人一見如故，發(fā)現(xiàn)有非常多的共同點：他們都對自己的藝術非常執(zhí)著，對于周圍環(huán)境善于觀察，敏感又倔強。當他們共進晚餐時，他們會注意到相同的建筑細節(jié)或有趣的事物，之后會興奮地談論。

由此可見天生基因的影響之大。保羅·喬布斯肯定是個好父親，然而對于斯蒂夫·喬布斯的成就，他的教養(yǎng)并非表面上顯示的那么重要。

木匠式教育是限制生命力

園丁式教育是激勵生命力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如果家長們自以為在教養(yǎng)孩子成才方面能力很大，就很容易把過大的責任加到自己肩膀上。帶來的結果就是，在教育方式上，很容易偏向木匠風格，而不是園丁風格。

木匠是什么？木匠就是用我的方法，用我的框架，用我的模型，用我的圖紙來塑造一個東西，比如做出一個家具。

園丁是什么？園丁是用一種好像是外圍的、很側面的、很邊緣的方法，試圖去影響一個東西。比如說給一棵樹澆水、施肥，剪枝的時候是為了它更好的生長，而不是為了改變它。園丁在“管理”花木的時候，是在慢慢地從側面在影響它們，實際上是讓這些花木自我生長、自我激勵。

▲本文提到的“園丁與木匠”理論來自這本書

也就是說，從目的和手段來說，木匠希望把一塊木頭變成一張好桌子，依賴的是他設計和改變的能力；而園丁希望讓一棵樹成為一棵更好的樹，它的成長邏輯是來自樹本身。

如果我們要做個好木匠，符合邏輯的第一步卻是要扼殺樹木的生命力，這樣才能按照自己的藍圖和喜好來把這塊材料塑造成想要的形狀。而如果是作為園丁，首先反而是要確認并激勵這棵植物的生命力和自主性，同時還得認識并接受一個很難接受的事實——這種生命力和自主性會帶著孩子走向不可預期的方向。

這種生命力導致的不可控和不可預測，可以用迪倫托馬斯的一句詩來形容：

“通過綠色導火索催開花朵的力量，催開我綠色年華；炸毀樹根的力量，是我的毀滅者。

當然，即使抱著木匠之心，家長也不會真的去扼殺孩子的生命力，但是會下意識地限制孩子們的生命力。那么得到的結果，可能既不是好桌子，也不是蓬勃多樣的好植物，而是一百多年前龔自珍就提到過的“病梅”了。

這種木匠心態(tài)帶來的另一個后果，就是會下意識地走上可比較性的趨同賽道。因為既然決定成果的是木匠的能力。如果不可比較，那就沒法通過桌子的好壞來顯示木匠的工作效能了呀。  

在孩子的童年，說實在的，哪里能有什么特別厲害的能力。所以就是采用類比的思維，咱就都提前些還不行嗎？如果能在3歲能達到6歲的英語水平，小學高年級能學到初中的數(shù)學 ，12歲先把鋼琴十級考過再說，如此等等，保持比大多數(shù)同齡人領先一個身位。 咱家長不就安心了嗎？

然而，這又帶來了一個值得質疑的傾向。如果要保持領先，就必須“泯然眾人”，和大多數(shù)孩子保持同一個賽道，也就是無法發(fā)揮孩子自己的特點。因為如果是不同賽道的話，就不可量化也不可比較，再棒的個人特質，也不過是衣錦夜行罷了。

所以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實每天都在發(fā)生”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的情況， 而且比成人的世界更殘酷。因為成年人的世界豐富很多，而孩子的世界里，基本上就是比考試成績，加上鋼琴、英語等可量化的其他才藝。這樣，被同齡人拋棄的可能性反而也就高了很多。

那么，這么說來，家長是不是生出了孩子后就自由放任，反正努力也用處不大呢？

不是，孩子的特質當然很多是天生的，那么家長對TA的回應方式就變得也很重要。家長需要從內(nèi)心深處認同，孩子的本身各自有其特點和趨向，并順應引導。

小Ryan讀的是個蒙臺梭利幼兒園。在和老師的討論中學習到，蒙氏教學中對于教師的責任強調的重點并非我們下意識以為的”管理“/”教育“或”關愛“，而是很樸實的一個詞“觀察”。這樣的責任其實也可以拿來要求父母。

教師/父母首先是一位觀察者，其次是一位指導者。強調“觀察”，就是堅信被觀察者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特質，只能順應指導而不能塑造。這個其實才是保羅喬布斯作為好父親的真正特點：

保羅和克拉拉是一對很慈愛的父母，他們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來適應這個非常聰明也非常任性的兒子，他們愿意竭盡全力去適應他，給他特別的對待。

▲童年時期的喬布斯和他的養(yǎng)父

如果我們是從“觀察”的園丁視角，而不是從”塑造“的木匠視角，會發(fā)現(xiàn)各種孩子的特質很難改變，但是可以通過指導，走向好的方向。

再拿我家女兒來做例子，她的記憶力只算是平平，而我小時候以過目不忘聞名，所以一開始對于她花很久才能背下一首古詩還很震驚。但是，我也沒有去特意鍛煉她的記憶力或者教授記憶技巧，因為從自己成長和工作的經(jīng)驗，覺得好的記憶力其實是個雙刃劍，很容易讓人過于依賴它，忽視了更深層的思維能力。

到了初中，雖然她的“死記硬背”還是比較慢，但是，也慢慢發(fā)展出了擅長整理知識點和思考邏輯關系的能力。

比如說，前幾天市里統(tǒng)考歷史，她讀的是雙語學校，在每個科目上能花的時間是很少的。按照我以前應考的經(jīng)驗，那就得在限定時間內(nèi)飛快地能多背一些是一些，盡量不要多想，這樣才有效率。但是她很難直接背誦，需要有一定的理解度才能記住，所以反而不時發(fā)現(xiàn)一些邏輯上的疑點。

比如她忽然問我，袁世凱是2月15號當上總統(tǒng)，臨時約法發(fā)布是3月，那為啥會是孫中山頒布這個約法呀？我聽了哈哈大笑，這個問題很有水平嘛，很少人能發(fā)現(xiàn)這個疑點。孫中山在卸任后還特意推動頒布這個約法，目標是為了限制新總統(tǒng)的權力，所以袁世凱當然很氣憤，這其實是民國初年那么多紛爭的重要源頭。這么一說，她就對幾個事件的時間點和邏輯關系都記得很牢了。結果，雖然她的復習時間比公立校遠遠少很多，最后的統(tǒng)考成績也還不錯。

以前讀過的《谷歌是怎么學習的》，也有這么個類似的故事。作者梅爾也是因為童年有閱讀障礙癥，結果自己摸索出一套各種彩色筆做標志的方法，成長為信息整理和分類高手，最后成為了谷歌的首席信息官。

如果每代人都為后代犧牲一切

那么誰來創(chuàng)造新的東西呢？

上面說的那種家長對自己教育效果的高度評價也叫做“教養(yǎng)假設”，仿佛只要家長努力，不管孩子天生的差異，可以培養(yǎng)出一個個快樂、聰明、適應性強、充滿自信的人。

但是，如同上面所說，這其實是個幻覺，滿懷自信和責任感的家長必然會飽受挫折，不斷感到壓力、疲憊和內(nèi)疚，而且研究表明，父母過度投入的孩子更容易焦慮，對生活的滿意度更低。

牛津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項飆提出過一個很有啟發(fā)性的“工作洞”的比喻：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追向未來，現(xiàn)在的工作沒有意義，但需要使勁工作，趕快跳出去。成天加班的成年人應該對這種感覺多少會有同感。

可是如果按照這個概念，如果必須在高度競爭的情景下取得單一維度的成功，孩子們都陷在“ 學習洞 ”里，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追向未來，現(xiàn)在的學習沒有意義，但需要使勁學習，趕快跳出去。而父母則出于自己的謎之責任心和謎之自信心陷在“育兒洞”里，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追向未來，現(xiàn)在這個養(yǎng)育過程沒有什么意義，需要使勁讓孩子長大，趕快跳出去。

陷入這種“洞”中的過程如此難受，而且你好不容易穿越了一個洞又進入一個洞，根本看不到盡頭的亮光，叫人如何不“喪”呢？

這種情況，其實一百多年前畫家高更就曾經(jīng)譏諷地說起：

“人總是為了后代而犧牲掉自己的一切，而后代們又為他們的后代而犧牲。這樣愚蠢的事情周而復始，沒完沒了的繼續(xù)下去。如果人類都這樣盲目的犧牲的話，誰來創(chuàng)造嶄新的藝術和美好的生活呢？

▲保羅·高更的自畫像

現(xiàn)在韓國就有個非常難堪的現(xiàn)象：很多老年人陷入無望的貧困，因為這些老人把自己的積蓄和時間都用來培養(yǎng)孩子上好大學，可是工作后，年輕人為了自己的生活和小家庭疲于奔命，沒法接濟老人，如果這樣一代代過下去，想來宛如無法喊停的夢魘。

總有一天，人們會覺得這件事非常愚蠢。

我認識的幾個法國家庭在這方面就做得不錯，他們分為兩種類型，要么干脆都不生，把時間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人生樂趣或事業(yè)追求；要么不管生幾個孩子，都愿意把生活的重心調整到家庭，享受與孩子共同生活和成長的樂趣和痛苦。

我感覺這兩個路線都挺好，邏輯上都很自洽。

現(xiàn)代社會本來給人們解除了很多傳統(tǒng)上的責任綁定，不一定非得傳宗接代，不一定非得光宗耀祖，也不一定非得飛黃騰達，允許每個人通過多樣性的生活得到多樣性的幸福 。

假如退一步，把自己從這個非得培養(yǎng)孩子怎樣怎樣的（不管從概率上還是從個人成長的本質上來說，家長給自己背上這種重負，都是挾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為也。）的無形束縛中解放出來，把孩子看成人際關系中的主體而非客體，那么家長會發(fā)現(xiàn)，親子之間的關系是人類之間可以建立的最穩(wěn)固也最親密的關系，共同生活的美好回憶也是人生中所能獲得的最大價值之一，那么就有可能走出心里的洞穴。

《星際穿越》里有句臺詞： 

我們就是孩子們以后的回憶了，有了孩子，你就是孩子未來的幽靈。

這種家長幽靈并不是被隨時召喚出來幫忙帶娃買房那種，而是會縈繞在成長后的孩子的心中， 讓他們相信，人生并非就是穿越一個又一個的山洞，也可以是走過一片又一片的星空。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左思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