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媽”的經濟學解釋

“虎媽”面面觀

當父母就是一場不斷打怪通關的歷程，現在在大城市的父母，可能很少有氣定神閑作“貓爸”的，大部分或自愿或被迫的成了“虎媽”，更有甚者，成了傳說中的“變態(tài)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卻舍得拿大把大把的鈔票送給培優(yōu)機構；孩子上學父母工作、孩子培優(yōu)父母作陪，節(jié)假日不屬于孩子也不屬于家長；眼睛盯著的是考試成績，耳朵聽的是各路有關教育的小道消息，鼻子還要靈敏嗅出暗流涌動的培優(yōu)市場孰優(yōu)孰劣，口口談論的也都是培優(yōu)呀！

我一度以為那樣的“虎媽”、“變態(tài)娘”只是個案，但早幾天的閨蜜聚會著實使我從云端上摔到了凡世間。一位閨蜜在某大型國有企業(yè)工作，孩子戶口理所當然的是單位集體戶口，且在西城區(qū)。好在房子買得早，原在宣武區(qū)，后來宣武和西城兩區(qū)合并理所當然的也在西城了，其次夫妻收入大致在上中產，就是這樣的背景，為了女兒的“幼升小”，拉關系擇校和上培優(yōu)都用上了，用閨蜜的原話說：“我想通宵排隊，但是電腦派位也沒給我這機會呀！”我感嘆道她這也算是十八般武藝全用了。另一位閨蜜更狠，為了女兒可以上中關村一小，直接投資學區(qū)房。 
 

縱觀“虎媽”的通關秘籍有四。

第一，學區(qū)房。

從“宇宙中心”五道口每平方米10萬元以上的學區(qū)房，到西城區(qū)文昌胡同單價超過45萬元的天價學區(qū)房，這些報道一次次出現在報端。盡管今年年初教育部辦公廳下發(fā)《關于做好2016年城市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目前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擇校沖動強烈的地方，要根據實際情況，積極穩(wěn)妥地采取多校劃片，將熱點小學、初中分散至每個片區(qū)，確保各片區(qū)之間大致均衡。但從二手房機構網站發(fā)布的房屋價格來看，西城、海淀等區(qū)二手學區(qū)房溢價率仍居高不下。而同樣的劇情在深圳、濟南、青島、西安等地都在重復上演。

第二，拉關系擇校。

曾幾何時“共建生”、“條子生”等是拉關系擇校的衍生物。教育部于2014年2月下發(fā)通知，專門針對19個重點大城市的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提出詳細的時間表：到2015年，這些城市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90%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但是仍有人想盡辦法擇校，而“政策保障生”又成了“共建生”的升級版。

第三，提前學成“牛孩”。

從凌晨4點開始，家長帶著小板凳和iPad趕來，一邊排隊領號一邊玩游戲，只為在知名培訓班“占坑”，甚至給還沒開始上幼兒園或者幼兒園小班的孩子報名。上海市教委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回應“幼升小”家長有關“提前學拼音”等問題的焦慮——拿出數據，語文教學專家、幼兒心理專家、小學校長等齊上陣，勸說家長“千萬不要提前學”。這是全國省一級教育主管部門，第一次在暑假前向社會上“提前學”的風氣宣戰(zhàn)。

第四，排隊。

盡管京籍小孩的“幼升小”已經不再需要排隊了，但是吉林的“虎媽”依然用這種最傳統(tǒng)的方式通關。

走在這樣的通關之路上，“虎媽”整天都在忙著學秘籍，著急和別人搶位子，想不“變態(tài)”都難！

供給不足和分配不公是“虎媽變態(tài)”的根源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資源稀缺是無處不在的，你爭我搶是正常的社會現象，而且只有這樣，資源才能流向最能發(fā)揮它用處的地方，提高經濟效益，也就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到的邊際效用最大化。但是，既然人與人之間對物質資源的爭奪總是存在的，為什么只有目前才讓我們覺得“虎媽”通關之路走起來異?！白儜B(tài)”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義務教育資源相對私人物品來說更加稀缺，導致對其爭奪異常激烈，從而使得“變態(tài)虎媽”的出現成為可能。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飛速，物質資源得到了極大的豐富。絕大多數產品已經從供不應求轉向了供過于求，但是，相對于市場供給的產品品類極大豐富而言，許多公共資源的供給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例如，從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上說，我國教育投入總量仍嚴重不足，與世界眾多經濟大國相比存在差距。 
 

2005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2.8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8%。到2012 年此比重剛達到4%，而 OECD （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國家在1998年就達到了5.8%的平均水平。在教育經費投入整體不足的情況下，我國財政用于義務教育的支出水平較低。2003年義務教育經費投入僅占全國教育經費的 46.8％。而國際經驗顯示1995-1997年部分國家對初、中等教育的投入占公共教育投入的比重分別為：印度 78.3％、巴西 73.8％、韓國 92％、美國 74.8％。

此外，因為義務教育經費主要來自地方財政撥款，顯而易見，義務教育資源在經濟發(fā)展程度不同地區(qū)間的配置嚴重不平衡，越是經濟不發(fā)達的地區(qū)，義務教育經費投入越不足。2003年，上海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達到7030.12元，北京達到5245.24元，而最低的貴州只有694.91元。

2005年年底，國務院發(fā)出《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國發(fā)〔2005〕43號），并以雄厚的中央財力承擔了大部分的義務教育支出。2010年，上海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提高到18982.88元，北京提高到19762.13元，而貴州僅提高到2962.16元。這種因教育投入的差距導致教育發(fā)展不均衡和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狀況有所緩解但是依然顯著。

相對于各種可以選擇的私人物品來說，由于義務教育資源是大家生活中都離不開的，因此，在較為稀缺的情況下，公眾對其爭搶的激烈程度就會隨之上升，進而就可能產生焦慮情緒，從而客觀上為“虎媽”、“變態(tài)娘”的出現，甚至流行準備了條件。

作者最近發(fā)表在《經濟研究》的《公共資源與社會信任：以義務教育為例》一文通過實證分析表明，當小學生人均教育經費提高1000元后，居民信任陌生人的概率上升0.53%，能部分緩解其焦慮情緒。相對于城市居民特別是一線城市居民關心優(yōu)質義務教育資源而言，農村和貧困地區(qū)的居民可能更加關心供給數量的變化，而不是供給質量的改變，農村和貧困地區(qū)的小學教育資源供給數量提高將顯著提升居民社會信任水平。文章還指出，在一些地區(qū)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教育質量不高、教育效果較差等問題。在控制相同的教育質量后，公共資源供給數量的改變對社會信任的影響依然顯著存在。

其二，義務教育資源分配中存在的亂象導致“虎媽”、“變態(tài)娘”的流行成為現實。 
 

義務教育資源的相對稀缺，導致它的分配顯得異常重要。盡管我國先后頒布了《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推進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工作亦取得了較大成績。但不可否認，我國的義務教育法律體系仍欠缺系統(tǒng)性與完備性，特別是欠缺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的專項法律法規(guī)，缺乏對各級政府教育投入行為的詳細界定與明確規(guī)范，政府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教育部門主導下形成的校際間的巨大差距導致優(yōu)質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平衡，擇校過程的不透明、不平等、不公平現象仍然相對普遍。

以“占坑”為例，所謂“占坑班”是指公辦重點學校與社會培訓機構合辦、面向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機構，目的在于從中選拔優(yōu)秀學生升入本校初中。進了這種班，就相當于向重點中學預約了一個位置，占了一個“坑”，只有占了這個“坑”，將來才有可能被“點招”進入這所學校。

因為“占坑班”背后都有著各個名校的影子，所以如果孩子不是特長生或市級三好生，家長又沒錢沒權，那么在通關這條路上，“占坑班”是民眾最容易夠得著的門檻，也是相對靠譜的辦法。而所謂的“坑”，其實就是名校的入學名額，一個班的“坑”越多，其含金量越高，也就越受家長的追捧。

而培優(yōu)機構工作人員可以幫孩子交上簡歷，使其提前通過特長被點招。當然工作人員也承認一方面名校的點招機會會向相關培優(yōu)機構傾斜，另一方面不是任何機構都能獲得點招機會。

可見，義務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為“虎媽”、“變態(tài)娘”的流行準備了溫床，而不健全的義務教育資源分配體系促發(fā)這種潛在可能變成了現實?！豆操Y源與社會信任：以義務教育為例》的實證分析結果證明了我們的假設。由于居民對義務教育資源的爭奪能力存在差別，因此他們對這種變化的敏感性也就存在不同。當義務教育資源供給不足導致人們之間的不信任程度加劇時，這種效應對于爭奪中處于較弱勢地位的群體來說應該表現得更為強烈。

加大供給和公平分配是“虎媽變態(tài)”的解決之道

如果不論“貓爸”還是“虎媽”，孩子都可以有“學”上，有“好學”上，那么就沒有“變態(tài)娘”了，可那會不會只存在于迪士尼的童話世界里呢？為了實現這樣的“中國夢”，根據上面的分析，至少有以下兩點是可以做的：

第一，加大公共資源的供給。

古人說的好，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在教育經費投入整體不足的情況下，用于義務教育的支出水平較低，同時在經濟發(fā)展程度不同地區(qū)間的配置嚴重不平衡，估計沒有哪個父母會是悠然自得，置身事外，更可能出現的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

因此，必須要千方百計地擴大義務教育資源供給，這是根本的解決之道。政府無疑是資源的主要供給者，但也應該充分發(fā)揮市場的作用，支持民辦、私立教育的開展，資助企業(yè)、團體、個人參與義務教育學校建設，提供多樣化、優(yōu)質教育，這樣才能夠更快地提升義務教育資源的供給數量和質量，實現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有“學”上和上“好學”的愿望。實現居民無論是租住還是自有房產，他們的孩子都可以免費上該區(qū)域的公立學校，甚至可以免費坐校車的愿望。

第二，要健全并嚴格執(zhí)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

義務教育資源的分配涉及我們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廣泛地征集意見，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規(guī)則。一旦這個規(guī)則制定下來，還要認真執(zhí)行，防止“截留、挪用”“跑冒、滴漏”等違規(guī)行為的發(fā)生。此外，硬件教學條件提高的同時，組建教育集團、完善教師輪崗流動制，都是實現全民義務教育公平性的國際經驗。

來源：澎湃研究所